更新时间:2025-10-23 04:03:47
《五分钱男孩》
当许多观众观看《五分钱男孩》(The Nickel Boys)时,最先引起注意的,往往是它几乎整部影片都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这一独特选择。这让人联想到早期的《硬核亨利》(Hardcore Henry),一部完全用第一人称拍摄的电影。但如果说《硬核亨利》是一部模仿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动作片——而且最终未能真正开创一个传统,除了一些主要面向虚拟现实设备的尝试之外——那么《五分钱男孩》的第一人称使用则完全不同。它并非游戏文化的噱头,而是嵌入在艺术电影的框架之中:影片通过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来推动叙事。不过,这种形式本身却具有破坏性:第一人称镜头之间的剪辑与第三人称镜头之间的剪辑并不相同。后者只需一个静止画面就能稳定下来,而前者必须依赖连续的运动,以及“镜头—主人公”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来建立。
我想暂且放下对第一人称电影的一般性讨论,而是聚焦于这种形式如何与影片的主题发生互动。不同于以往那些试图让观众“沉浸式参与”的第一人称实验,这里它反而提出了一连串问题:“我-眼”是参与者还是见证者?是内部者还是外部者?更关键的,是谁在观看、观看的位置又在哪里?这些并非抽象的存在论难题,而是我在观影过程中不断被迫思考的实际问题。影片中有时镜头会飘离角色的物理位置,转而靠近他所关注的对象。比如,在埃尔伍德因同车窃贼被捕后,祖母烤蛋糕的场景中,极端的蛋糕特写并不是埃尔伍德的直接视线,而是他在情感与主观经验上的聚焦。这种游移在特纳登场后变得更加强烈,因为此时“我-眼”开始在埃尔伍德与特纳之间来回跳跃。
在我看来,这种模糊性不是缺点,而是优点。在一部关于黑人身份的电影中,主体性的拒绝稳定和单一,恰恰抵制了将黑人经验呈现为超验的、同质化的诱惑。影片最后的揭示——特纳继承了埃尔伍德揭露五分钱学院的使命——不仅是一个人物弧线的完成,更是“我-眼”的转移。埃尔伍德起初的同化希望,最终转化为特纳对民权精神的继承,而这一转变不仅在叙事层面实现,也通过视角层面得到表现。作为一名非黑人观众,我尤其被这种视角处理所触动。它凸显了身份并非一种先在的“本质”,而是在互动过程中生成的东西。这听上去似乎很抽象,但影片通过不稳定的第一人称镜头,让这种生成的过程得以被感官地、情感地体验。
最后我还想指出——但留待以后讨论——影片的反乌托邦特征。它对监禁与控制的描绘,让人联想到《飞越疯人院》与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但相对这些赞颂普世(当然说到底是白人)自由主体,最后却几乎是无可避免滑向文化自由主义的作品,《五分钱男孩》又展现出重要的差异。至于为什么这么说,唉,我现在懒得写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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